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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玉立: 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从目前来看,学术界的不正之风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余三定: 近年来,我国学术失范、不端乃至学术腐败的事件不断出现,有着多方面的、深层的原因,这已有很多人进行了探讨,为避免重复,我这里只想指出其中特别重要而又较少有人注意到的一点,那就是近年来存在的越来越严重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其严重程度与早些年公路的三乱(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长期在高校工作,可谓深受其扰(害),感受极深。我们长年累月被各种评估、检查、评比、评价、评奖、申报、统计所支配、左右,搞得应接不暇,自主性、主动性越来越少,真正用于作学术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则越来越少。在高校,人们把一些擅长做汇报材料的男女教师戏称为材子、材女,用以取代原来的才子、才女,博士毕业的才子 、才女刚到高校工作的最初阶段,大都不得不完成由才子、才女向材子、材女的转变。现在的情况真正像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最近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所批评的那样,校园鼓乐齐鸣、闹哄哄的。因此,我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学术评价过度症,我自认为是非常准确的。其具体表现可粗略总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过分量化。在学术评价中,适当进行量化是有意义的,现在的问题是让量化走向了极端,给人的感觉是:学术评价就是量化,量化就是学术评价;学术水平就是数字,数字就是学术水平。又由于高校越来越行政化,高校负责人越来越追求所谓的政绩,于是在高校管理界的眼中便是:学术统计数字就是政绩,政绩就是学术统计数字。这样, 病态的数字崇拜数字(学术)泡沫就自然地产生了。

二是时间周期上过分短暂。如刚发表的文章和刚出版的著作就进行评价,每个高校教师都有年度学术考核,各种人才计划都有年度检查,各种项目、基地、中心、工程都有年度评估,等等。这是学术评价上的急功近利所致,其作用是导致人们更加急功近利,形成恶性循环,致使学术界的学术风气越来越浮躁。有的高校教师通过关系(部分人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掌握到多个( 甚至无数个)课题、项目,他们无法(也不可能)真正完成,于是便或造假应付,或充当学术掮客、学术批发商,从中牟利(渔利)。

三是量化指标体系主观化、行政化。指标体系的设计首先不是着眼于尊重学术自身的特质和特点,而是首先考虑评价者操作的方便和领导掌握情况的方便,首先考虑追求政绩的需要。如过分求全,对一篇论文、一本著作的评价往往面面俱到;对一位学者的评价同样面面俱到,晋升高级技术职称,既有论文、著作的要求,又有立项课题、 获奖成果的要求;在教授中评定级别也是这样。

四是已经造成了非常不良的负面效果。其最严重的后果是颠覆了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学术研究的本来目的是发现本质,探索规律,追求真理,但在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高压、逼迫之下,学术研究被异化成主要是为了迎合评价体系、追求评价指标、打造政绩的行政行为,评价不但成为了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导航灯,而且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终极目的,甚至成为一些学者进行学术研究的终极价值追求,学术研究的神圣性和学者献身学术的崇高性被完全消解。其直接效果是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学风浮躁、学术泡沫乃至学术腐败,造成的结果是,评价(评估)热热闹闹,各项指标、数据不断膨胀,真正的学术研究则是越来越受伤害。

袁玉立: 你认为近些年不断增多学术不端事件,是否与我国学界不太重视学术规范建设之间有紧密的联系? 新时期我国的学术规范建设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余三定: 我过去也认为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与我国学界长期不太重视学术规范建设有很大的关系,我曾经积极参加过这方面的讨论,发表过这方面的研究文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个人观察的深入,我改变了看法,我现在认为这些年学术不端事件增多,不重视学术规范建设只是其很次要的原因。我的主要理由如下:其一,学术规范并非很复杂、很深奥的东西,只是很简单、很容易掌握的常识。而常识是在学术训练中自然能学到的东西,所以本来就不需要过分重视。其二,过去学术界也并非不重视(只是不过分重视而已)学术规范建设,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往上推至整个近、现代学术发展史,其间的学术大师乃至学术界都是能遵守学术规范、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改革开放以后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学术界也是能遵守学术规范、很少学术不端行为发生的。其三,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的建设,不但发表了许多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文章(同时出版了多本相关的著作),而且各学术管理部门下发了不少具有可操作性的文件。可以说学术规范意识一直在不断加强(已经有点过分重视了),可与此相随的是,学术不端事件不但未见稍减,反而是越来越多。

根据我的考察,我国新时期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此后至今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就整个学术界来说,并不太关注学术规范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少数先觉者率先倡导,这是中国学术界既摆脱了政治的高压且又发展、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后才带有必然性地出现的。第二阶段,从90年代中期到新旧世纪之交,不少学者在激烈地批评学术腐败行为的同时呼吁建立学术规范,以能让学术规范阻扼、控制学术腐败的发生和蔓延。第三阶段,从新世纪初至今,在继续批评学术腐败的同时,着重点逐渐转到了学术规范的具体建设上。如果说上述第二阶段的关键词是批评(批判),那么第三阶段的关键词则是建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学术规范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只是这由知到行的全面落实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袁玉立: 有调查显示,外界包括学界内部对学术不端大多抱一种见惯不怪的容忍态度, 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及其影响?

余三定: 社会现实的确是这样。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十分可怕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学术不端已经成为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现象,于是让人们见惯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学术不端见惯不怪已近乎成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已经觉得对其无可奈何、无能为力了,于是便也不怪了、甚至不以为耻了。见惯不怪还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表现是集体学术不端(或者叫做有组织的学术不端),在高校,为了本校的课题、项目、获奖、人才计划,甚至为了评到院士,集体造假、集体攻关(金钱开路)早已不是个别现象。集体学术不端就是集体造假,集体造假而没有丝毫的羞耻感、内疚感,反而觉得理直气壮、甚至还觉得很荣耀,真是可怕至极,让人痛心至极。这里被颠覆的不只是正常的学术价值观,同时也是正常的普遍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价值观。

袁玉立: 作为一名高校的教授兼管理工作者,你认为导致我国学术不端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余三定: 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其一,社会风气影响。今天的学术界与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社会风气必然影响到学术界。今天不少官员以官谋学,如以官掌控学术资源、谋取学术权力、掠夺学术荣誉等等,大大影响、毒化了学术空气。其二,学术管理部门的学术评价过度症和近乎完全行政化的学术管理机制,导致高校越来越像行政机关。其三,学者自身学术操守乃至做人操守在社会环境影响和学术评价过度症的逼迫之下不断丢失。

袁玉立: 在你看来,应该如何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治理力度?为此,教育管理部门、高校、学者各自应该做些什么?

余三定: 教育行政部门要坚决治理学术评价过度症! 我的基本观点是,在目前学术生态平衡遭学术评价过度症严重破坏的现实情况下,必须下重药、猛药。我郑重建议: 必须淡化、弱化学术评价,甚至建议暂停学术评价(比如暂停5-10年),以改良学术风气,恢复学术的生态平衡。在学术管理、学术评价方面,教育行政部门出台的政策越少越好,设的法越少越好,折腾的越少越好。高校则要回归高校的本位、本色,即要把教学和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天职和永恒追求,要远离官本位,要抛弃单纯的行政管理方式,要抛弃学术管理中的单纯的数字追求和数字攀比,真正尊重学术、尊重学者、尊重学术规律,逐渐恢复高校校园里宁静、纯洁、神圣、学术至上的氛围。

学者要分流:“官”学者要认真当好“官”,即全力做好管理工作,不要以官谋学,对于管理者来说,管理就是自己的专业,管理就是自己的事业;真正的学者一定要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而学术,一定要做有操守的学者,绝对不要把学术当成升官的敲门砖。

作者：余三定,袁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