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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脱、旁观者沉默与学术不端的重要影响因素

时间:2014-08-21 编辑整理:早检测网 来源:早检测网

个体压力、个体科研素质与科研环境均是学术不端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依据有限道德研究的最新进展研究个体压力、个体科研素质、科研环境如何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影响学术不端的程度以及旁观者沉默对学术不端程度的影响。基于419 份对中国科研工作者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表明: 科研环境与个体素质对学术不端行为基本没有直接影响,个体压力虽然对学术不端有直接影响,但影响较小; 而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个体压力、个体素质与科研环境对学术不端的间接影响程度比较大; 此外,旁观者沉默对学术不端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科学研究本是追求真理与揭示客观规律的过程,可是近年来,学术不端问题层出不穷。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课题组组织实施的“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结果表明接近半数的科技工作者认为当前学术不端行为是普遍现象,超过一半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确切知道自己周围的研究者有过学术不端行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危害极大,不仅会导致社会各界对学术研究结果产生怀疑,对学者失去信任,而且还会导致败坏学术风气,进而损害整个学术界的科研与创新能力。因此,迫切需要挖掘学术不端的内在原因,寻找治理学术不端行为的对策。

学术界自身已开始关注学术不端行为,他们认为竞争压力、利益冲突、科研诚信环境缺失、学术评价制度不合理、评审与考核制度不完善等是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外部因素。但是,这些外部因素不足以导致科研工作者从事学术不端行为,而个人科研能力不足与道德水平低下才是学术不端行为产生的内在因素。我们相信大多数的科研工作者都有道德底线,本意不想破坏学术净土。加之,高校、科研机构、基金委等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打击力度很大。如果只有极少数的道德败坏者,那么在如此严厉的打击制度下,到底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

近年来关于行为伦理与有限道德的研究指出了伦理决策质量的有限性,即道德水准高的决策者并不一定能够做出完全理性的伦理决策。本文将从行为伦理的视角来阐述为何学术不端行为会愈演愈烈,认为个体压力大、科研素质低下以及学术评价与考核制度不完善只是学术不端行为的诱因,科研工作者只有通过道德推脱才能最终“说服”自己心安理得地从事学术不端行为。此外,旁观者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容忍会助长学术不端行为。因此,本文将研究: ( 1) 个体压力、个体科研素质、科研评价与考核制度如何通过道德推脱的中介影响学术不端的程度; ( 2) 旁观者沉默对学术不端程度的影响。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学术不端行为的范围与影响因素

学术不端行为指科研工作者违反公认的科学规则的行为。各国学者或机构对其范围的界定大致相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联邦政府机关将学术不端行为界定为“捏造、篡改、剽窃”。我国2009 年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中界定了六种学术不端行为: 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 篡改他人学术成果; 伪造或者篡改数据、文献,捏造事实; 伪造注释; 未参加创作,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 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用他人署名。常亚平等把学术不端界定为在科学研究与评价过程中,为骗取科学共同体和社会承认而出现的违反学术道德和一般社会道德的行为,并把学术不端行为分成沽名钓誉、追求数量、侵占他人成果、虚构数据、虚假陈述、妨碍他人研究、合谋作假、评审照顾等几种类型。马玉超与刘睿智把学术不端行为分成成果内容型不端行为与社会关系型不端行为两类,前者包括抄袭剽窃或篡改他人成果、伪造数据、篡改数据、捏造事实与伪造注释,后者包括不当署名与不当评审。

学术不端是学术界存在的一种与科研和学术的求真、求实、求新精神相悖的不规范、不诚实、不道德的行为。关于不道德行为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烂苹果”派认为个体本身的特征决定伦理决策行为,而“染缸”派则认为组织及社会环境决定着行为的伦理性。科研工作者的自身因素与其所处的工作环境自然也是导致学术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常亚平与蒋音播从个体特征的角度研究了影响学术不端行为的因素,证实了教学工作压力、同行中的学术地位、科研考核压力、个人对相关规范的了解程度、获更高职称的压力对学术不端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常亚平,蒋音播与阎俊从组织因素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学校声誉、领导者对科研重视度、学校内部监督健全度和组织内学术道德风气对学术不端行为有显著影响。马玉超与刘睿智从个人压力、个人素质、组织制止和环境支持等四个维度研究了其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方玉东等研究表明科研工作者周围的诚信环境、竞争压力、科研收益、资金规范状况及科研能力显著影响其科研诚信行为。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个体压力对学术不端有正向影响,个体压力越大,越容易从事学术不端行为。

H2: 个体科研素质对学术不端有负向影响,个体科研素质越高,越不容易从事学术不端行为。

H3: 科研环境差对学术不端有正向影响,个体所处的科研环境越差,越容易从事学术不端行为。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 1) 道德推脱

如果行为只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话,那么人的行为会随着社会风气不时的转换方向。实际上人们拥有自我反思与自我反应能力,能够控制自己的想法、情感、动机与行动。根据班杜拉的自我调节理论,自我调节系统由自我监控、自我评价与自我反省三个子系统组成。班杜拉认为,人们的行为不只是由外在因素驱使,大部分是根据自己的内部准则和对自己行动所作的自我评价来调节反应。个人的道德标准一旦形成,将指导或阻碍个体的行为。个体会把行为结果与道德标准进行比较,会从事那些能带来自我满足或价值感的行为,而那些违背道德标准的行为会带来自责与负罪感,因而会避免。

学术不端行为显然背离了学术道德准则,科研工作者通过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可以扼杀或纠正学术不端行为,但现实中,学术不端行为却越演越烈。不排除有极少数的“烂苹果”式的道德标准低下的科研人员,但是大部分的科研工作者还是有最起码的学术修养,他们的自我调控系统为何没能阻止其学术不端行为? 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可以使道德自我调节功能有选择地激活或失效。所谓道德推脱是个体产生的特定的认知倾向,包括重新构建自己的行为使其伤害性显得更小、最大程度地减少自己在行为后果中的责任,或减弱其行为的受害对象的痛苦,使自己从自我惩罚中解脱出来。道德推脱通过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非人性化、责备归因等八个相互关联的机制起作用。其中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等三个机制通过对不符合伦理规范行为的认知重建,使行为结果的伤害程度显得更小。; 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忽视或扭曲结果等三个机制则发生在个体掩盖或扭曲有害行为的影响时; 非人性化和责备归因两个机制通过降低对受害者的认同而摆脱道德的责备。

道德推脱使得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与自我惩罚之间失去认知联系,因而自我调控过程就会失效。当个体违反其内部道德标准时,可以通过道德推脱使道德的自我调节功能失效,进而摆脱内疚和自责。道德推脱不仅可以解释儿童、运动员、黑客、大学生与企业员工等不同类型人的不道德行为,还可以解释各种类型的不道德行为,如破坏他人财产、欺骗、玩忽职守等一般的违法行为。

2) 道德推脱的中介作用

根据伦理决策研究及学术不端行为的相关文献回顾,科研工作者的科研素质不高、面临的各种压力及所处的科研制度不合理均是学术不端行为的诱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会因此从事学术不端行为。我们相信大多数科研工作者都有起码的道德准则,学术不端行为显然违背了道德标准,根据班杜拉的自我调节理论,科研工作者通过自我调节机制完全可以扼杀或纠正学术不端行为。但是,道德推脱通过多种机制降低了道德的自我抑制力,可以使科研工作者在认知上认同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使其即使从事了学术不端行为也不会产生自责与内疚感,更不会自我惩罚: 通过道德辩护机制,科研工作者在认知上重新构造学术不端行为,如把重复发表辩解成是为了增加科研团队的成果; 通过委婉标签机制,科研工作者用“干净”的语言重新漂白学术不端行为,使之变得可以接受,如把抄袭说成参考; 通过有利比较机制,科研工作者把学术不端行为与更应受到谴责的行为进行比较,使前者看起来无伤大雅; 通过责任转移机制,科研工作者认为其行为受领导或导师暗示,从而把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推脱给领导或导师; 通过责任分散机制,科研工作者指把学术不端行为说成是整个团队合作的结果,从而将责任分散到整个科研团队; 通过忽视或扭曲结果机制,科研工作者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并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最小化学术不端行为后果的严重性,给自己找到无需自责的理由。因此,本文认为科研工作者压力大、科研素质低与所处的科研环境差并不足以导致其从事学术不端行为,只是通过道德推脱“说服”自己,不再内疚与自责,才会心安理得的从事学术不端行为。

道德推脱并不是内生的个体特质,而是个体与外部环境相互影响的结果。科研工作者面临的压力大小、自身科研素质以及所处的科研环境好坏必然会影响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推脱倾向,压力越大、科研素质越低、科研环境越差,道德推脱的倾向越严重,而道德推脱倾向越深,越容易从事学术不端行为。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个体压力、科研素质与所处的科研环境影响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推脱倾向,进而影响其学术不端行为。本文把道德推脱作为中介变量,研究个体压力、素质及科研环境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 道德推脱对个体压力与学术不端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H5: 道德推脱对个体科研素质与学术不端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H6: 道德推脱对科研环境与学术不端的关系起中介作用。

旁观者沉默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影响

( 1) 沉默

关于沉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内部的员工沉默行为。郑晓涛等将沉默的定义总结为员工本可以基于自己的经验和知识提出想法、建议和观点,从而改善所在部门或组织的某些方面的工作,但却因为种种原因,会选择保留观点,或者提炼和过滤自己的观点。Van Dyne 等等界定了沉默的三个边界条件: 沉默不包括不动脑筋的无意识行为; 沉默不包括员工没有相关主意、信息和观点的沉默行为; 员工沉默发生在员工之间面对面的交互中。员工沉默涉及的内容可以是关于组织存在问题,如公平问题或伦理问题,也可以是关于组织建议方面,如组织建议或组织改进。员工沉默的对象也各不相同,可以是对上级领导、同事或属下,也可以是对组织外部的监管部门。

员工沉默有着多种动机或原因,由此学者们把沉默分成以下几类: 默许沉默,是指员工预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被动、消极的保留自己的观点,意味着消极的顺从,当员工预期到组织或者上级已经决定了此类问题的方案,而自己的言论和建议对决定的影响微乎其微时,自然会选择沉默并保留观点;无作为沉默或防御性沉默,是员工为了自身的心理安全而采用的更为主动的、有意识的自我保护性沉默,目的是保护自己或担心发表意见会产生人际隔阂; 亲社会沉默指基于利他和合作的动机,为了他人和组织的利益而保留了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和观点的沉默行为; 机会主义沉默指策略性的保留相关信息与观点以达到使自己处于有利地位而同时使他人承担责任的目的,机会主义沉默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一种微妙的沉默形式,是为了误导、隐瞒、混淆,而保留意见或故意提供不完整的甚至歪曲的信息; 漠视沉默是郑晓涛等针对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提出的概念,指员工对组织低水平的承诺而消极的保留观点,描述员工对目前工作和组织依恋与认同不够而放弃提出自己的观点,当员工估计其建议不能增加自身利益甚至可能削弱自身利益时,会选择主动保留观点。

虽然员工沉默可减少信息过剩和人际冲突,并增加同事之间的感情或使组织内部的关系更为融洽。但是员工沉默却阻止了信息的有效传送,会对组织带来多种负面影响: 管理者基于不完全或不准确信息很难做出有效决策; 从组织长远发展角度看,如果负面信息被过度隐瞒或过滤,就可能令组织丧失判断和纠错能力,不利于组织学习和创新。此外,沉默行为使得员工的意见或观点无法表达出来,沉默对员工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一,认知失调,员工会感觉到没有被重视并缺乏控制感; 第二,缺乏组织认同感,员工会更少的重视、认同和信任组织; 第三,增加离职意愿,员工对组织的忠诚度下降并增加离职率。

( 2) 旁观者沉默与学术不端

由于在一起工作,同事之间更容易相互发现对方的学术不端行为: 在一起申报项目的过程中,无意中会发现他人夸大自己的前期成果,故意模糊前期成果的作者排名或不说明在研课题是主持还是参与; 在职称评审的过程中,偶尔会发现他人的两篇论文高度重复; 在学术研讨活动中,会好奇实证的结果怎么如此完美,同事则会向你透露稍微处理了一下数据。如果科研工作者能够及时向上级反映他们所发现的团队内部的学术不端行为,科研机构的整个学术环境就不会恶化。可是,“第二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显示我国科技工作者中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和同情态度的人占三分之一强( 占总数的36. 8%) ,表明相当部分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持宽容态度。中国人由于关系取向和面子文化,更强调人际或社会关系的和谐。而维持人际和谐的一个重要办法就是约束自己,尽量不得罪他人,事事都要谨言慎行,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旁观者的宽容与沉默会使科研团队保持融洽的氛围,让科研工作者感到关系和谐,但却在无形中支持了学术不端行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7: 旁观者沉默对学术不端有正向影响,旁观者越沉默,学术不端越严重。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治理学术不端行为不仅可以从缓解科研工作者的压力、提升个体的科研素质、改善科研环境着手,还可以从道德推脱与旁观者沉默两个方面寻找对策。道德推脱使得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标准无法约束学术不端行为,如果能够降低科研工作者的道德推脱倾向,则可以减少甚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此外,如果科研机构建立畅通的沟通体系,塑造信任开放的组织文化,打破旁观者沉默现象,则可以有效地阻止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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